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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原紫泥封——甘肃日报记者 左玉丽 杜雪琴

或许,每个人到这世间来,都是带着某种使命的吧。关联说,他的使命就是复原紫泥封、传承武都紫泥文化,让家乡的这一珍贵文化遗产,不被岁月的尘埃所湮没。

提起紫泥封,知之者寥寥。然而,她在世界邮政史、保密史,中国古代官制史、文字史、书法篆刻史上,有着特殊而显赫的地位。从1982年初知晓紫泥封开始,关联孑然独行在研究、寻找和探索武都紫泥和紫泥文化的路上。这一走,就是近40年。

2019年12月,关联的不懈努力有了结果:武都紫泥入选陇南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关联成为武都紫泥的传承人。

武都区三河镇柏林村 张瑾宁一关联结缘紫泥封,实属偶然。1982年,36岁的关联被派到北京学习。一天,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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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人民画报》时,一篇有关“泥封”的文章瞬间抓住了他的视线。这篇文章提到,汉代皇帝使用了武都紫泥封,而现今只有一枚紫泥封存世,上面刻有“皇帝信玺”。令他惊讶的是,这枚珍贵的西汉紫泥封印并没有在国内,而是被珍藏在日本东京博物馆。这个消息对于关联来说如同一道霹雳,因为作为武都人,他竟然对“武都紫泥”这一珍宝一无所知。

更令他瞩目的是,皇帝的封印印章竟然使用武都紫泥制成。这一发现让他的自豪之情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下定决心,要将曾经被遗忘的武都紫泥和紫泥文化重新推向世人的视野。

然而,要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并不容易。《阶州备志》的记录非常明确:“在州东六十里,旧属福津县地出紫泥,汉封玺书用此。有紫泥集。今紫泥亡集亦失传。”但是,关联并没有因此感到气馁。他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前往各大图书馆查阅史料,多次前往北京、上海和浙江向封泥研究专家请教,还亲自前往各地的档案馆搜寻与紫泥相关的地方史和档案。他不放过任何一个与紫泥有关的线索。在一本书中,他发现了四川已故著名印家曾右石先生在他的“荒谬绝伦”巨印边款中提到了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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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壬午五月,当我还年轻不满二十岁的时候,我有幸会见了杰出的徐悲鸿大师,地点是他的”紫泥山馆”。这次相遇是因为他为我设计了一枚印章,刻上了”荒谬绝伦”的字样。这个简短的句子,引发了我两次前往四川寻找杰出的书画篆刻家镜斋先生徐文镜曾经的”紫泥山馆”的旧址的行程。

毅力和决心使我不断追求知识,最终在研究紫泥封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果。在1996年,我撰写的《篆刻艺术与武都紫泥》一文,陆续在《书法报》、《甘肃日报》、《甘肃经济日报》、《陇南报》、《开拓》、《万象》等报刊上发表,将武都紫泥首次引入了公众的视野。

关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擅长各种技能,但为了追求紫泥封的研究,他甘愿放下心爱的手风琴,学习篆刻艺术。这是因为紫泥封本身是皇帝的玉玺上留下的印记,要理解它,就必须深入研究印章和封泥的制作。印章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朝。随着时间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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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印章早已成为鲜明的中国象征,它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中的运用便是生动的例证。印章最初被称为“玺”,其起源被赋予神秘的神话色彩,被认为是神灵的赐予。汉代的《春秋运斗枢》中提到:“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文曰‘天王符玺’。”另一部作品《春秋合诚图》更为详细地描述了印章的形态和来历:“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

明显地,印章最初是权力的象征,用以显示神圣权威。而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印章的作用也扩展到了财产的归属证明。人们开始在物品上刻印,以证明这些物品归属于谁。《后汉书·祭祀志》中描述了这一演变:“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帧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这里的“三王”指的是夏禹、商汤、周文王,而“诈伪”和“奸萌”则指代了不正当的行为,如伪造、偷盗和侵占等。

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印玺也逐渐成为商品交流的凭证,在西周时期,它已经跻身于重要的符节之列。历史中的印章,不仅承载了权力和财产的象征,也见证了中国文化的演进。

在古代中国,印章的历史承载着权力、交流和标识的演进。古文献中的记载显示,印章的存在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例如,《礼·地官·司市》中提到“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以及《掌节》中的“货贿用玺节”等句子。在古代,一些商品生产者会在陶瓷、砖瓦、鼎和玺等物品上盖上自己的姓名或徽记印章,这样做有助于识别,防止伪造,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品牌标识。这一做法一直延续至今日,比如在瓷器的底部,经常可以找到盖有制作者姓名的印章。这个时期的印章主要用于证明可信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秋战国时期,印章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统治阶级的官员都佩戴着印章,这成为他们身份和权力的象征,类似于今天的委任状。不同的官阶被授予不同大小和材质的官印。印章代表了他们的身份和权力,也在官升迁或去世时需要解收。一位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苏秦,曾佩戴着六国相印,用它游说不同国家。在秦统一六国之前,无论是官方印章还是私人印章,都被称为“玺”。

然而,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集权统治,印章的使用受到了严格的规范。只有皇帝使用的印章才被称为“玺”,通常由玉制成,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臣民使用的印章被称为“印”,可以用金、银、铜等材料制作。此外,汉代还出现了军印,这些印章通常是在行军中临时授予的,用于管理和命令军队。

印章的演进反映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它不仅是一种工具,也承载着历史的记忆。

印章的历史在中国源远流长,其中最早的皇帝玺印可以追溯到秦始皇嬴政。据记载,秦始皇制作了六方白玉璃虎钮御玺,也被称为“乘舆六玺”,包括了皇帝三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和天子三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这些印章各自拥有不同的用途,由符节令丞来管理。另外,秦始皇还命令丞相李斯制作了一枚“传国玉玺”,这枚印章方圆四寸,上面雕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象征着“皇权天授、正统合法”。

汉代时期基本延续了秦朝的印章制度,《汉官旧仪》中详细记载了皇帝六玺的用法:皇帝行玺用于封命诸侯王和官员;皇帝之玺用于赐予诸侯王的书信;皇帝信玺用于发兵;天子行玺用于征召大臣;天子之玺用于策拜外国事务;天子信玺用于事关天地鬼神的事务。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皇帝六玺早已不复存在,唯有那枚“皇帝信玺”的紫泥封,成为汉代皇帝六玺存在的唯一见证。在2019年,关联亲手购买了六方老挝田黄,仿照“皇帝信玺”的样式刻制了一组“皇帝六玺”。此时,关联已是武都知名的篆刻大师。

关联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篆刻大师,他的卓越技艺是通过坚韧的毅力和勤奋锻炼而来。自从他踏上学习篆刻之路的那一刻起,他就立下誓言,每天至少刻制一枚石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积少成多,如今他已经刻制了上万方的印章,为他后来复原紫泥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紫泥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纸张发明之前,那个时代的印章都是盖在封泥上的。封泥,也被称为泥封,字面意思就是用来封缄文书和信件的泥块。人们在封好文书后,会在泥块的表面盖上印章,这样可以保密,避免随意拆开。封泥可以看作是古代中国最早的文件保密手段,类似于现代的邮票。除了封文书外,它还常被用于封存物品和封门等用途。封泥的流行主要发生在秦汉时期。

在早期,公文、书籍和法律条文通常写在竹简上。人们将写好的竹简放在一块凹形的木板上,这块木板叫做“函”,然后再用一块大小相同的木板盖在竹简上,这块木板称为“检”。这种方式类似于现代的信封,用来保护和封存文书。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逐渐引入了纸张,封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留下的文化遗产却依然闪耀着光芒。

古代的封泥制度类似于现代的邮寄方式,其中包括函、检、署和缄等元素。首先,人们在检上书写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这相当于现代的地址标签。然后,将函和检放在一起,用绳子绑成一束,并打结,这个过程被称为“缄”。为了确保私人信件不被随意拆开,检的表面不仅刻有绳子的深沟,还凿有一个方孔。将绳子打结的部分塞入方孔,然后用软泥填充孔内,再用玺印盖印。待软泥干燥硬化后,形成了封泥,这就是古代封缄的过程。

近代的金石学家孔云白和邓散木对封泥也有过论述,他们指出:“发现的封泥,仍能窥见当时的制作方式。古代的简牍在封缄前都必须用检约束,然后用绳子捆绑,填充软泥,再加盖印章。”

封泥不仅仅是文件封缄的一种实物体现,它还具有回执的功能。当收件人收到公文或书信时,首先要确认封泥是否完好,才能取下封泥,启封文件。有时,寄件人需要获得回执,所以当收信人取下封泥后,封泥通常会被送回给寄件人,这样封泥的使命才算完成。

封泥不仅保存了古代文书的物理形态,还保留了大量秦汉官印的印记。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了解。此外,封泥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涵盖了中国古代历史、官制、地理、文字发展、印章学等多个学术领域,为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源。

封泥是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它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史记》和《汉书》等古代文献的空白,被专家誉为可以补充这些文献的珍贵资源。清末的金石研究专家罗振玉曾高度评价封泥,他认为封泥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方面,封泥可以考证古代官制,弥补历史记载的不足;另一方面,封泥中的文字可以用来研究古代文字,对六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封泥的精湛刻制也展示了古代艺术的高水平。

王国维也曾赞美封泥,认为它与古代玺印有着密切关系,而且种类更为丰富,足以考证古代官制和地理信息。

封泥不仅仅是一种印章,它也是古人用泥土铸就的一部艺术史诗。封泥的价值在于它的多重身份,既见证了中国书法和篆刻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对明清以后的篆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封泥上的印文并非有意的艺术创作,而是在钤印的过程中无意中形成的。因此,封泥的外形和篆刻形式各异,呈现出古拙质朴、自然率真的美感。玺印在封泥上的印痕不仅反映了古代的官制和社会文化,还展现了篆刻艺术的原汁原味。这些封泥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艺术的瑰宝,为后人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的窗口。

封泥的形成过程充满了独特的变化和趣味。在封泥的制作过程中,软泥的多少和钤印的力度都会影响最终的封泥形状,使得封泥块呈现出方形或不规则的圆形等多种形状。此外,由于封泥的年代久远,自然剥蚀和脱落会导致封泥的边缘出现残缺和破损,这使得每块封泥都充满了独特的变化,富有魅力。

封泥上的文字主要采用篆书,这些小篆字体挺拔秀丽,成为篆刻艺术的重要参考。后来的篆刻家从封泥中汲取灵感,用于篆刻,扩大了篆刻艺术的创作范围。齐白石曾高度评价封泥,认为它具有独创性和千古传世的价值。

封泥的独特气质和古韵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篆刻大师,如吴昌硕。吴昌硕的印章作品展现了高古雄浑和大气磅礴的风格,其中体现了封泥的气质和古典韵味。他甚至在自己的印章边款中强调了封泥的特点,鼓励后人学习封泥的风格。

封泥通常是就地取泥制作的,但对于玉玺这种象征权力的特殊用途,使用的是特供的武都紫泥。据记载,汉代皇帝的六玺和玉螭虎钮都是以武都紫泥制成的。武都紫泥因其珍贵和特殊用途,成为了皇帝权力的象征,无与伦比。

在两汉时期,特别是西汉和东汉之间的数十年间,武都紫泥封成为了皇帝专用的贡品泥封。这段时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有关于武都紫泥封的记载,如《史记》中的“皇帝六玺、玉螭虎钮”以及《西京杂记》中的描述,都证实了武都紫泥封在汉代皇帝封玺中的独特地位。而孙慰祖教授在《封泥发现与研究》中也明确指出,武都紫泥封在汉代是为皇帝专用的高质量封泥。

这段历史时期,许多重要的文学和诗歌作品都赞美了武都紫泥封。李白和白居易等著名诗人都曾多次提及紫泥封,并以其为题材创作了不少诗歌。这些诗歌表达了对紫泥封的赞美和敬意,将其视为珍贵的文化和历史遗产。其中,诸如“凤凰丹禁里,衔出紫泥书”、《玉壶吟》中的“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等诗句,都生动地描绘了紫泥封的神秘和价值。

总之,武都紫泥封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制作工艺和历史背景都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而文人墨客们也以诗文表达了对其的崇敬和敬意。

在古代中国,紫泥封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影响。它不仅是皇帝权力象征的表现,更是文人雅士传颂的对象。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等多次在诗文中歌颂了紫泥封的神奇和珍贵。这些文人以崇高的情感和赞美之辞,将紫泥封视为至高无上的文化瑰宝,如“凤凰丹禁里,衔出紫泥书”等诗句表达了对紫泥封的景仰之情。

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简牍被纸张取代,软泥被印色所替代,泥封渐渐失去了社会功能,逐渐隐退于历史舞台。为了传承和弘扬紫泥文化,关联制作了三百多方秦汉泥封,特意用于展示和展览,以实物的形式向人们展示泥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让人们通过这些直观的实物,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泥封,进而认识和了解紫泥封和紫泥文化,深入了解家乡独特的文化和历史。

关联的工作不仅让紫泥封得以焕发新生,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珍贵的窥探历史的窗口,通过这些精湛的复制品,人们能够感受到泥封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

然而,紫泥的具体产地一直是一个谜团,多年来一直没有明确的线索。《阶州志》中提到了紫泥的产地位于福津县,而福津县的古址位于今天的武都区三河乡和桔柑乡之间,紫水即福津河,也流经三河乡。因此,关联从福津河取泥,制成泥封的复制品,为揭开紫泥产地之谜提供了新的线索和研究方向。这一努力有望进一步丰富我们对紫泥封及其历史文化的认知。

紫泥封的材料和制作过程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根据《阶州志》中的记载,武都紫泥的颜色被描述为“其色紫赤而粘”,然而,在广严院附近的紫泥山上取得的泥块晾干后却呈现出青色。这与传统的紫泥色调相去甚远,因此关联开始了长期的寻找和研究。

为了找到真正的紫泥,关联不懈地进行了多次尝试。他曾多次前往紫泥山,采集了不同地点的土和泥样本,但结果都不如意。这些采集的泥块要么开裂,要么变形,都无法满足他的要求。

然而,关联的执着最终有了回报。在长时间的勘察和搜集信息中,有人告诉他,皇宫当年开采武都紫泥的紫泥洞位于广严院附近。于是,他立刻前往广严院,这座始建于北宋的寺庙,也是宋代保护最完好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在广严院内,他发现了有关武都紫泥的宝贵线索。

在大雄宝殿右侧木门上,刻有一副对联,其中写着“紫泥出自此山”等字样。这明确指出了紫泥的采集地点,也为关联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这个发现对于揭示紫泥的产地和历史意义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也为关联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寻找,关联最终找到了真正的武都紫泥的产地,这一发现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和理解紫泥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广严院的住持对于寻找紫泥洞的来意表示理解,并指出了一个关键线索,可能的紫泥洞就位于大雄宝殿大佛底下。他亲自引领关联进入大殿,只见大殿内的壁泥呈现出红中泛紫的色彩,正是由当地土所制。这个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广严院周边地区曾开采武都紫泥的事实。历史记载中也有关于广严院壁泥使用紫泥粉的记录,这一发现让关联有了更强的信心,认为大殿底下就是他寻找的紫泥洞的可能所在。

关联推断,虽然泥封在纸张发明后已不再使用,但宋仁宗嘉祐年间特意敕建广严院并使用紫泥粉涂抹大殿壁泥,旨在彰显皇权神威,同时也为了保护武都紫泥不被随意开采。这一发现揭示了古代皇帝对于武都紫泥的珍视程度,以及为何要特地从武都取泥的原因。

武都紫泥之所以备受推崇,有几个重要原因。首先,它的土色呈现出紫色,被视为具有祥瑞之兆。其次,武都紫泥的黏性非常强,干燥后不易开裂,光泽度也十分出众,这使其成为了制作封泥的理想材料。另外,古人对风水有着深厚的迷信信仰,因此认为紫泥山的山形似卧龙,山顶形状宛如龙回头,是风水宝地。因此,皇帝选择从这里取土用于封玺制作,旨在赋予玺印祥瑞之意,以及借助风水之力来保佑帝国的繁荣和稳固。

通过在广严院取得土和泥,并制作成泥封,关联加深了对于武都紫泥历史和文化价值的理解。这一发现不仅弥补了紫泥封历史的缺失,也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线索。

紫泥封的特点,包括它的坚固、不易开裂、光滑且圆润的质地,让关联着手准备复制这一珍贵文物。他充分借鉴了出土文物的资料,并与熟练的工匠定制了所需的函和检。这些工序的严格执行,确保了泥封的质量。在制作泥封时,他将精心和好的紫泥团放入检上的方孔中,然后使用精心制作的皇帝六玺进行钤印,最终成功复制出了汉代的“皇帝六玺”紫泥封。

关联的不懈努力和对紫泥封的复制工作,逐渐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武都紫泥和紫泥文化。武都紫泥正在积极申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陇南地区的首个主题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古今里”也特地规划了一个紫泥文化广场,用来展示和宣传武都紫泥和紫泥文化,为游客提供了深入了解这一文化的机会。此外,关联还传授紫泥制作技艺,培养了两名艺术学院毕业的徒弟,使紫泥文化的传承得以延续。

虽然古代封泥在现代已不再实际使用,但通过寻找紫泥,我们实际上在寻找紫泥文化,寻找着文化自信的根源。这一过程唤起了更多人对文化自觉的认识,使武都紫泥文化重新焕发生机。通过保护、传承和宣传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仅继承了历史,也为将来的文化传承留下了宝贵的财富。